遠程工作,特權還是權利?
也許人類就是這樣的動物:不可能一直待在一個地方,也不可能一直不和人連接。
在各地結束疫情管控措施之后,歐美國家出現了一個顯著現象:城市中心的寫字樓空置率沒有隨著經濟復蘇而相應降低。這背后的原因是:經濟雖然恢復,但在家工作的風潮還在繼續(xù)。甚至有不少報道提及:一些寫字樓白領挑選工作時,會看看是否會每天都要坐班。于是為了爭搶人才,很多公司也把允許一周幾天遠程在家工作,當作員工福利和崗位賣點。
美國大報在2023年底刊登了一篇由斯坦福大學經濟學教授Nicholas Bloom撰寫的評論,其中提到,2023年美國大城市辦公室上班刷門卡的數據,只有2020年2月的一半。他繼而認為,在這樣的趨勢下,五天工作制和辦公室制度都將走到盡頭。
遠程/在家工作,的確是移動互聯網時代疊加疫情大流行帶給世界的巨大變化。不過,歐美國家的語境和中國并不盡然相同。當我們在微信或微博搜索遠程工作和在家工作,就會發(fā)現:彈出的結果是各種各樣的零工兼職—“可以在家工作,不用坐班就賺外快”。
帶著這個問題,我又問了做白領工作的朋友們:“疫情結束后工作環(huán)境有什么變化嗎?出現了遠程工作的潮流嗎?”只有在外企工作的朋友表示了肯定,而非外企的朋友們幾乎都答曰沒有??磥?,討論得如火如荼的遠程工作概念,在中國職場中仍然像是某種高級特權。
這其實說明:是遠程工作還是來辦公室坐班,并不是簡單的管理、效率和資源配置問題,它更多也是職場生態(tài)、文化和上下級權力關系的體現。
我問還在大公司坐班的朋友:“為什么遠程工作在我們這兒不流行?”得到的回應是:也許是因為我們太卷了吧,沒有改變的動力。換句話說就是,因為我們競爭激烈,所以大家沒辦法說“我希望能夠有幾天不來上班”—哪怕這么做,其實有可能改善工作效率和質量也不成。
在已經開始習慣遠程工作的歐美社會中,也有類似的討論。一些人開始提出:遠程工作不一定是員工福利,也可能是特權和職場中的控制方式:一些公司讓人遠程工作只是為了節(jié)約成本,甚至方便隨時炒掉員工;還有一些公司發(fā)現,遠程工作有助于讓企業(yè)分化員工,阻止他們湊在一起爭取更多福利;還有人提出,遠程工作依舊是少數白領階層的特權,因為大多數實際的工作不可能在家完成。也有研究顯示:遠程工作雖然讓工作環(huán)境變得舒適,也省去了通勤時間,但很多人也發(fā)現自己的工作時間因此變長了。
我們大概可以想象:在未來,我們這兒也會有不少企業(yè)出于“降本增效”等等原因,削減在辦公室上的開支,允許更多員工遠程工作。但到那時,這種遠程工作安排的性質,就不是現在少有的特權和福利,而是另一種對員工權利的侵蝕了。
要說不坐班的好壞,身處零工經濟和平臺經濟的打工族可能更有發(fā)言權:自由、自主,但代價是常常24小時待機,疲于奔命;要說坐班的好壞,在大廠或體制內工作的可能體會更深:有辦公室福利,有單位的文娛設施,也有辦公室政治和無法拒絕的領導監(jiān)視與加班。在家工作好還是去辦公室好?不同管理者和不同崗位若只是著眼效率和個人發(fā)展,都會有不同見解。但人們在工作中遇到更多的問題,仍然是諸如通勤會否影響帶娃和照顧老人,強行打卡是否令人喘不過氣等等。遠程工作的話題仍然會回到這里:選擇在哪里工作,多久來一次辦公室,單位應該提供什么樣的工作場所,不應該是一件大家都有權利參與討論和決定的事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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