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廣州，孫中山在住所的陽臺上（圖/視覺中國）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廣州召開，討論與國民黨合作、建立革命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問題。

這次會議上最終達成的一致意見，基本滿足了孫中山對合作開出的條件，也就使得國民黨一大得以順利召開，并對國民黨進行了全面改組。孫中山將結(jié)束他自“二次革命”以來的倉皇歲月，開始擁有一個夢寐以求的組織嚴密的政黨。

遺憾的是，革命尚未成功，他就溘然長逝，未能瞥見令他深感憤怒和痛苦的、禍亂中國的軍閥，如何在他的軍隊的槍炮聲中，步步崩潰。

我們回顧第一次國共合作發(fā)動的國民大革命，那個波瀾壯闊的進程，一般都以中共三大為聚焦。但孫中山無疑也是一個關鍵人物，在當時條件下是民眾矚目的核心，中共三大，撬動了這個核心人物。

他那革命的一生，很少勝利，直到他遇上了中國共產(chǎn)黨和蘇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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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三民主義撞上現(xiàn)實政治

1912年1月1日，晚上10點，南京前兩江總督府彩燈閃爍，軍樂悠揚，時年46歲的廣東香山人孫文，在數(shù)百位觀禮者的熱烈歡呼聲中，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tǒng)。

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民選總統(tǒng)，他的就任誓詞雖短，但卻標志著中國政治史上一座極為重要的分水嶺：從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統(tǒng)一六國，稱皇帝算起，延續(xù)了2133年的“一家統(tǒng)治一國”的政治模式正式結(jié)束。

自此，這個古老的國家，開始走上由“帝制”轉(zhuǎn)向“民治”的艱難進程。

革命終結(jié)了不再適應時代要求的腐朽王朝，同時帶來了一套全新的政治理念。清末民初，近代中國社會文化，也隨之進入從帝制中國邁向民治中國的轉(zhuǎn)型啟蒙期。?

1905年，孫文在《〈民報〉發(fā)刊詞》中首次闡明民族、民權(quán)、民生三大主義，主張同時進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推翻清朝君主專制制度，建立中華民國。

作為開國元勛的孫中山，帶著他周游世界所習得的民主代議制理想，欲施之于中國。而美國的總統(tǒng)制，從興中會開始，直至中華民國正式誕生之時，都被新派人士視為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萬靈法寶。事實上，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五權(quán)憲法”也是據(jù)此提出。

然而，回首百年，彼時，民國從滿清手中接過的是一個民生凋敝、列強環(huán)伺的爛攤子。

更為重要的是，半新半舊的轉(zhuǎn)型政客們，在對現(xiàn)代憲政政治的一知半解中，并沒能意識到，在清朝嚴格的政治控制和愚民政策之下，民間的政治力量，自始至終沒能獲得充足的發(fā)育空間和時間，直接導致了在一個文盲遍地的社會，“有議員而無選民”的滑稽狀況。

被戲稱為“八百羅漢”的議員們，也只是一批徘徊于轉(zhuǎn)型中期，從清朝帝制稍有新思想的半新人物轉(zhuǎn)到民國，仍背著入朝做官的老包袱不放的半舊政客，他們作為舊中國職業(yè)官僚的候補人，局限性明顯。

無論憲政派還是革命派，其自身的影響力及內(nèi)部實踐，都處在極為混亂低效的階段。這也意味著，在袁世凱“養(yǎng)敵抓權(quán)”的政治策略奏效、清朝政權(quán)戲劇性地轟然崩塌之時，統(tǒng)一中國、凝聚社會、推行有效的政府管理，就變成了相當嚴峻的政治考驗。

在各種看似偶然的政治亂局中，國庫空虛、軍閥干政，北京城上海灘刺客橫行，唐紹儀失蹤、宋教仁被刺，二次革命失敗，袁世凱急于稱帝，又很快慘淡收場，軍人集團開始分裂，一個軍閥割據(jù)的時期自此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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屢敗屢戰(zhàn)的革命一生

1913年，宋教仁被刺，被激怒的孫中山不顧黃興等人的反對，在當時國民黨對該案司法議論未定的情況下，便力主發(fā)起二次革命，武力討伐袁世凱。

殊不知，3月25日，就在孫中山返抵上海，于悲憤中在黃興寓所召開國民黨高級干部會議時，袁世凱早已開始調(diào)兵遣將。強弱懸殊間，革命軍全軍覆滅，二次革命迅速失敗，袁世凱以煽動叛亂、破壞統(tǒng)一和貪贓枉法為由，發(fā)出拘捕孫文、黃興、陳其美等“亂黨”的通緝令。

孫中山逃亡日本，意味著民國初創(chuàng)早期，以美國為師、打造民主共和政體的實驗，以全盤失敗告終，國民黨被掃地出門，全國一致的共同愿望頓時化為泡影。

落腳日本后，孫中山反思革命所遭受的挫折。他把二次革命的失敗歸結(jié)為辛亥革命成功后，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黨內(nèi)龍蛇混雜，紀律全無，“革命尚未成功，都是信徒們沒有決心去實行他的主義的緣故”。

由此，將國民黨改造成中華革命黨，確立自身“革命導師”的黨魁地位，便成為孫中山流亡日本期間的頭等事項。而在實際操作中，因國民黨要員對絕對領袖的無感，這一次改造不了了之。

然而，從主張有限權(quán)力的“五權(quán)憲法”主張，到“黨中所有的高級干部不由選舉產(chǎn)生，而由黨魁直接指派”和“服從孫先生，再舉革命”的轉(zhuǎn)變，非常清晰地表明了孫中山對革命的認識和態(tài)度轉(zhuǎn)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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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強環(huán)伺下的護法嘗試

國內(nèi)，袁世凱趕走孫文后，開始醞釀復辟帝制，大做特做他的皇帝夢。

但以“白朗起義”為代表的農(nóng)民暴動四起，放眼民國，滿目瘡痍、民不聊生。同期，日本和沙俄虎視眈眈、蠢蠢欲動，意欲瓜分我蒙古和滿洲地區(qū)，而英國策動美國，為阻撓日俄在華利益范圍的擴大，對中國實施武器禁運，同時又企圖卷土重來割裂西藏。

1916年，袁世凱去世，民國失去政治強人，國內(nèi)情勢迅速滑入北洋軍閥混戰(zhàn)的爛泥坑，日本侵吞中國的野心大增，俄國迎來十月革命，中國夾在日俄之間。

正當前路未卜之時，護法軍政府在廣州成立，1917年9月1日，孫中山當選護法軍政府大元帥，但未獲實權(quán)；1918年5月，他辭去大元帥一職，離開廣州奔赴上海；1920年，陳炯明從福建打回廣東，邀請孫中山于1920年11月重回廣州。孫中山將陳的部隊改編置于自己的管轄，并于1921年5月5日就任中華民國政府非常大總統(tǒng)。

此時，孫中山主張武力統(tǒng)一中國，遭到陳炯明等人的反對；1922年4月，孫中山免去了陳炯明的廣東省長、粵軍總司令的職務；6月，陳炯明部下圍攻總統(tǒng)府，孫中山乘永豐艦離開廣東。

1922年8月，孫中山在上海發(fā)表宣言討伐陳炯明，倚重蔣介石、許崇智等人，自福建入廣東，聯(lián)合滇軍、桂軍取得軍事勝利。陳炯明于1923年1月撤離廣州退守東江；2月，孫中山回到了廣州；6月12日，中共三大在廣州舉行。

這次軍事勝利作為孫中山一生中為數(shù)不多的戰(zhàn)捷，其背后依仗的恰是蘇聯(lián)的力量。

在廣州的國民黨一大舊址內(nèi)，播放著孫中山于1924年5月錄制的《救國方針》演講視頻（圖/本刊記者?郭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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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lián)俄之路上的雙向奔赴

十月革命后，蘇維埃俄國與德國簽署《布列斯特條約》，以割地賠款的低姿態(tài)，退出世界大戰(zhàn)獲得“和平”。在列寧的領導下，蘇維埃俄國表明其在處理國際問題上堅持的“民族平等”“民族自決”和“廢除秘密外交”等原則，塑造了蘇維埃政權(quán)不同于英美日法帝國主義的嶄新形象。

在亞洲，出于抗衡日本的需要，經(jīng)1918年第五次蘇維埃大會決定，蘇俄開始向中國積極釋放友好信息。1919年7月，《加拉罕第一次對華宣言》正式發(fā)表，宣布廢除與日本、中國和各協(xié)約國締結(jié)的秘密條約，把沙皇俄國“從中國人民那里掠奪的一切交還中國人民，廢棄一切在華特權(quán)”，同時宣布放棄庚子賠款的俄國部分，提出的要求是中國政府斷絕同舊沙皇政權(quán)的一切聯(lián)系，并派出代表與蘇俄談判建交。

當時，愛國志士和民眾，還沒能從中國在巴黎和會上遭受的屈辱中緩過神來。這一對華宣言，可謂沖擊巨大。

1921年底，在由美國主導的華盛頓會議上，《九國公約》聲稱“尊重中國之主權(quán)與獨立及領土與行政完整”，實質(zhì)是要提升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華影響力，這也增加了蘇俄的壓力。

蘇俄開始加緊和中國其他更具影響力的政治人物進行接觸，以求合作。陳炯明、吳佩孚、張作霖、孫中山等都在其考察視野內(nèi)。而這之中，唯有李大釗的好友孫中山，對與蘇俄合作表現(xiàn)出強烈興趣。

1922年，孫中山托友人向共產(chǎn)國際捎信，稱：“在這些日子里，我對中國革命的命運想了很多，我對從前所信仰的一切幾乎都失望了。而現(xiàn)在我深信，中國革命的惟一實際的真誠朋友是蘇俄，蘇俄是我危難之中的惟一的朋友”。

1923年1月26日，《孫文越飛聯(lián)合宣言》在上海的發(fā)表，拉開了孫中山聯(lián)俄策略的帷幕。

蘇聯(lián)的軍事援助隨之而來，孫中山得以守住廣州，后創(chuàng)辦黃埔軍校，援助軍火不斷，也成全了蔣介石的兩次東征凱旋。雖然孫中山?jīng)]能活著看到他武力統(tǒng)一中國的愿望從形式上實現(xiàn)，但這個功勞算到他晚年聯(lián)俄聯(lián)共策略的成功上，并不過分。

而共產(chǎn)黨人承孫中山先生遺志，作為他未竟的革命事業(yè)的最忠實繼承者，多年以后，真正領導中國人民實現(xiàn)了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