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埔軍校校門

歷史上的黃埔軍校門口曾有這樣一副對聯(lián)：“升官發(fā)財請往他處，貪生怕死勿入斯門?！睓M批是“革命者來”。對聯(lián)的含義很直白，似無高深道理，卻表達出一種決然的姿態(tài)。“到黃埔去”一時在立志于救國救民的熱血青年們中間廣為流傳。一批批最優(yōu)秀的子弟，懷揣理想來到廣州，最終也改變了歷史。

魯迅先生曾經(jīng)在黃埔軍校做過一次演講，題目是“革命時代的文學”。在演講中，他很形象地說：“中國現(xiàn)在的社會情狀，止有實地的革命戰(zhàn)爭，一首詩嚇不走孫傳芳，一炮就把孫傳芳轟走了。”

廣東是大革命的策源地，而廣州無疑又是這個策源地的中心。隨著新文化運動中心轉(zhuǎn)到廣州、中國共產(chǎn)黨的活動中心轉(zhuǎn)到廣州、國共合作的實現(xiàn)，廣州成為大革命策源地的中心已是必然。但具體而微去探究，那就要問：一個中西交匯的千年商埠，緣何成為紅色革命的中心？

這可能有兩個因素，一個是在這里中國近代最主要社會矛盾體現(xiàn)得更明顯，人們的感受也更直接更強烈，這是前提。但是，這只代表了革命的可能性。另一個能醞釀出革命行動的因素則是，身處南中國的廣州相對寬松的社會環(huán)境，在開放的條件下（即使是被迫的），諸多新的社會思想能夠在這里交匯，并可以競相進行著自己的社會試驗。

正是在思潮爭辯、實踐對比的過程中，中國共產(chǎn)黨脫穎而出，在大革命的洪流中，發(fā)揮了獨特的、關(guān)鍵性的歷史作用，也給廣州帶來了歷久彌新的紅色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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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李大釗，還有楊匏安

在今天的廣州越秀區(qū)越華路有一座楊家祠，這里也是楊匏安舊居。楊家祠以前是楊氏家族子弟參加科舉考試時讀書的地方，后來是國共合作時期中共黨團活動的一個重要場所。

楊匏安是誰？相當一段時間里，這是一個陌生的名字。如果這樣介紹，人們就馬上明白了：李大釗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是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傳播史的開山之作，同年楊匏安的《馬克斯主義（一稱科學的社會主義）》一文，則奠定了楊作為華南地區(qū)系統(tǒng)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先驅(qū)之地位。

正如龔育之評價的，這篇文章在兩大中心之外的廣州開辟了一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中心，也“使楊匏安同李大釗站在一個營壘”。

楊匏安1896年出生在香山縣的一個茶商家庭，原名楊麟燾。

在傳播馬克思主義之前的人生際遇，可以看作是楊匏安“服膺于馬克思主義”的注腳。

楊匏安小學是在恭都學堂就讀的。恭都學堂的前身是鳳山書院。1901年，留日學生、維新派張玉濤等人回到家鄉(xiāng)香山，主張改革舊學制，開設(shè)英文、格致科（自然科學）。1903年，鳳山書院率先開設(shè)英文課。楊匏安后來翻譯西方著作的英文基礎(chǔ)就是在這里打下的。

1905年清政府廢科舉，恭都學堂也從尊孔讀經(jīng)轉(zhuǎn)變到學習科學文化知識。同盟會也從澳門分部派了一批香山籍的會員來任教，學校成為同盟會的秘密據(jù)點。小學畢業(yè)后，楊匏安考入廣州的廣東高等學堂附中（今廣東廣雅中學）。廣東高等學堂的前身廣雅書院，在戊戌變法后增設(shè)了西學課程，收藏西學圖書，是當時全省藏書最多的書院。

少年楊匏安求學的那段時間，廣東是風云變幻之地。各種政治勢力相互較量，不同社會思潮也相互激蕩。其中，1912年，劉師復在廣州創(chuàng)立晦鳴學社，這是中國第一個無政府主義團體。

劉師復也是香山人。有研究者說：“新文化運動時期宣傳無政府主義的活躍分子，大多是師復的同志或受其思想影響的人。”劉師復成為無政府主義者后的一個有標志性的舉動就是不要姓氏，把“劉”這個姓扔了，自稱師復。

中國最早那批馬克思主義者，很多人都曾經(jīng)深受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影響。楊匏安也不例外。

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影響這么大，正如幸德秋水說的：“無政府主義的盛行由于人們對今日國家社會的絕望；專制政府是無政府主義之制造廠?！狈磳Ｖ普魏蛷姍?quán)政治，深度契合了當時的社會心態(tài)。

就楊匏安而言，中學畢業(yè)后回到家鄉(xiāng)的恭都學堂任教，結(jié)果校長劉希明監(jiān)守自盜，克扣教師工資，還貪污學費去放高利貸，被楊匏安等向縣教育局告狀，反被誣陷入獄。

被營救出獄后，楊匏安也無法再繼續(xù)任職，1915年，他踏上了去日本的貨輪，來到了日本橫濱。

此時的日本是亞洲第一個走上工業(yè)化道路的國家，也是最早接觸馬克思主義思潮的國家。起初，楊匏安常與國內(nèi)的無政府主義者通信，后來就整日跑到書店閱讀馬列主義的日文譯本。后來他用白話文系統(tǒng)介紹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時候，就曾經(jīng)專門說過，“關(guān)于唯物的歷史觀要領(lǐng)記（寫）的譯語，從堺利彥”。1906年，堺利彥和幸德秋水翻譯出版了《共產(chǎn)黨宣言》的首個日文譯本。

1918年，楊匏安舉家遷到廣州，就住在楊家祠。他當老師，也當《廣東中華新報》的記者，介紹了不少國外的小故事，很有趣味。

楊匏安曾經(jīng)介紹過今天人們耳熟能詳?shù)摹稙鹾现姟贰Ｌ岬饺罕姾蛡€人的道德心之不同，他講了一個自己的例子：有一天他外出，有一位朋友來家中找他，在獨自等待的時候，朋友并未吃桌上的點心；后來又來了幾位朋友，大家就在熱鬧中把點心吃完了，可見“群眾結(jié)合，道德心必有多少減退，是亦社會精神之缺點”。

在另外一篇文言小說中，楊匏安講了一個窮人如何含垢忍辱，復仇一個為富不仁的富人，最終落草為寇，專門偷盜有不義之財?shù)母蝗说墓适?。楊匏安把這個窮人和“豫讓吞炭”“漸離擊筑”等典故相提并論，既有對被壓迫者深深同情，也能折射出無政府主義主張搞秘密刺殺、鼓勵個人復仇的影子。

個人復仇當然不會是國家的出路，但對被壓迫者的深深同情，卻肯定是楊匏安后來信奉馬克思主義、走上革命道路的底色所在。

國共合作時期，楊匏安是一位重要領(lǐng)導人。在國民黨一屆一中全會上，譚平山被選為組織部部長，楊匏安則擔任組織部秘書，當年底擔任代理部長。組織部是國民黨中央黨部下設(shè)的八部之首，職權(quán)之重不言而喻。后來他還成為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九個常務(wù)委員之一，與譚平山、林祖涵共同組成秘書處，處理國民黨中央的日常工作。從1925年11月到1926年12月，廣東全省國民黨員從1.5萬人發(fā)展到不下20萬人。

當時，楊匏安一個月的薪金據(jù)說就有300大洋，與當年在日本期間靠打零工維持生計、常常交不起房租的日子，已是天壤之別。300大洋是多少？可以作個對比，1925年10月，黃埔校軍再度東征，攻克惠州。全體官兵狂歡慶祝，給每個士兵的犒賞是，銀洋一元，還有豬肉四兩。

但是，搞革命不為升官，不為發(fā)財，不買田地，不置房產(chǎn)，大部分薪金都用作了黨的活動經(jīng)費。周恩來對楊匏安就有如此評價：“楊匏安為官清廉，一絲不茍，稱得上是模范?！?/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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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起來

1925年，五卅慘案發(fā)生后，楊匏安等前往香港，研究組織省港大罷工問題，后來和鄧中夏、蘇兆征等組成黨團，作為發(fā)動罷工的指揮機關(guān)。鄧中夏、蘇兆征以中華全國總工會代表的身份進行發(fā)動工作，而楊匏安則以“國民黨中央農(nóng)工部部長、革命政府財政部部長廖仲愷的代表”這個身份開展動員工作。

楊匏安開展工作的這個身份，也說明國共合作后，廣東的工人運動取得了合法地位，國共兩黨均給予高度重視的歷史事實。共產(chǎn)黨也十分注意加強和國民政府以及國民黨左派的合作，比如聘請廖仲愷等人為罷工顧問。這是省港大罷工能夠堅持16個月之久的基礎(chǔ)。

近代以來的中國，一直有個標簽：一盤散沙。革命者們也無不痛感于中國社會的無組織、無力量。孫中山先生就曾經(jīng)說：“中國四萬萬之眾，等于一盤散沙；此豈天生而然耶？”其實，中國社會不是沒有組織，傳統(tǒng)社會有宗族；近代以來，新的社會思潮傳入中國后，也不是沒有組織工人的實踐。比如，1920年前后，工團主義者們就走進工廠，最初是廣州自來水公司、電燈公司等，后來逐漸擴大到機器行業(yè)，機器工會還獲得了合法地位，與國共兩黨各自領(lǐng)導的工會鼎足而立。

那么，大革命時期的共產(chǎn)黨人在廣州帶來了什么改變？

在觀看電影《革命者》時，南風窗記者就有一個深刻的體會：自古以來，精英們并不是沒有“眼光向下”的，底層百姓并不是沒有被看到，但這種“看到”是恩賜式的仁政思想而已。近代以來新的社會思潮影響下對工人的組織，也并沒有超越具有互助、互濟功能的行會、幫口等范疇，“集體行動”難以發(fā)生，更多的是少數(shù)把頭的利益工具。只有在共產(chǎn)黨的領(lǐng)導下，才超越了狹隘的職業(yè)、行業(yè)等限制，大規(guī)模地把工人和農(nóng)民組織起來，去實現(xiàn)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目標。普通百姓不再是過去改朝換代的“起義軍”，也不再是近代民主革命的某種程度上的麻木的“圍觀者”，而是真正成了革命的主人。

這樣組織起來的力量之大，是驚人的。

就像省港大罷工所充分顯示的，所有過往的瓦解工人抗爭的策略都失效了。比如，曠日之久下，罷工工人總要生活，可能會堅持不下去。省港大罷工伊始，就有10多萬人沖破封鎖，從香港返回內(nèi)地。事先，在香港謀生的內(nèi)地工人也不無疑慮，擔心回到廣州后食宿無著落。革命政府的承諾打消了這個疑慮。再比如曠日持久的罷工，時間一長，內(nèi)部總有各種矛盾和問題，很容易被利用分化瓦解。哪怕一筆款項的去向不清，就可能成為內(nèi)訌的導火索。還有斗爭的策略問題，等等。

共產(chǎn)黨的政治哲學、領(lǐng)導和組織能力，這時候就發(fā)揮作用了?；氐綇V州的工人們組織了罷工工人代表大會，是最高議事機關(guān)，并成立罷工委員會作為最高指揮機關(guān)，一致推舉具有豐富領(lǐng)導工人運動經(jīng)驗的蘇兆征擔任委員長。蘇兆征還兼任財政委員會委員長。省港罷工委員會每天進出動輒數(shù)萬元，甚至數(shù)十萬元，蘇兆征被污蔑“發(fā)橫財了”，但他始終得到工友們的信賴。

蘇兆征出生于伶仃洋上淇奧島一個貧苦農(nóng)民家庭。當時，淇奧島屬香山縣管轄，因此蘇兆征也是香山人。香山靠近港澳，是受“洋貨”嚴重傷害的地區(qū)。淇奧島的不少人也背井離鄉(xiāng)，跑到港澳以及南洋去謀生，一些人還到外國輪船上做工，做海員。蘇兆征也是如此。18歲后跑到香港找工作，開始在碼頭做臨時搬運工，受到包工頭盤剝，但也沒有辦法，最后也還是在另一個包工頭的介紹下，到一艘英國怡和洋行所屬的“樂生”號輪船上當海員。

如果說楊匏安是知識分子出身的革命者，那么蘇兆征就是一個普通海員出身的革命者。后來風起云涌的工人運動，在北方人們看到了鐵路工人的力量，那么在南方就是看到了海員的力量。

在外國輪船上做海員，與其它職業(yè)相比，更能體會到和外國人的不平等。并且，因為漂洋在外，如無根浮萍，受到的壓迫更添幾分。但是海員這個職業(yè)，又有“好處”，就是見多識廣，還會有一些特殊的機緣。孫中山先生早年間乘坐輪船往來海內(nèi)外從事革命活動，蘇兆征等海員就有機會接觸到他。中山先生平易近人，經(jīng)常主動找中國海員聊天。這既讓中山先生看到了海員當中蘊藏的革命力量，同時蘇兆征等人也從他那里得到了指導，先后成立了聯(lián)誼社、公益社等團體，為中國海員謀福利，支持革命黨人的革命行動。

比如協(xié)助革命黨人運送起義的軍火，海員們就制造了一批箱子，在箱子外面故意貼上某某大人物的名片，放在船上顯眼的位置，海關(guān)檢查人員以為是一些大人物的行李物品，就不敢貿(mào)然打開檢查。

十月革命爆發(fā)后，有一次蘇兆征隨船到達海參崴等地方，直接與蘇俄海員以及當?shù)厝嗣窠佑|，聽他們介紹革命的有關(guān)情況。在海參崴國際海員俱樂部等地方，還有機會閱讀一些介紹俄國十月革命和介紹馬克思主義等方面的書刊。可以說，蘇兆征是到過十月革命“現(xiàn)場”的人，這當然與他海員的職業(yè)生涯分不開。

1920年，蘇兆征在一艘英國資本家的輪船上打工，因為外國職員、包工頭無理毆打中國海員等，他第一次領(lǐng)導了海員罷工。毆打中國海員是家常便飯，對海員“鬧事”，船長開始不以為意，輕蔑地說：把帶頭鬧事的丟大海里喂鯊魚。但在船長室被海員圍堵后，船長也慌了，畢竟是在航行途中，海員真鬧起來，麻煩也就大了。

在船長答應(yīng)賠償藥費后，有些海員就想結(jié)束罷工，但蘇兆征動員大家要向資方進一步提出要求，共同簽名寫信給輪船公司老板，要求處置打人的包工頭，保證今后不再發(fā)生類似事情。老板的招數(shù)也是過去屢試不爽的：鬧事的一律開除，反正香港有大把失業(yè)海員，找人上船頂工就是了。在蘇兆征的努力下，很多失業(yè)海員拒絕受雇，堅決支持海友的斗爭。

領(lǐng)導海員罷工的經(jīng)歷讓蘇兆征明白，過去那類團體，雖然可以為大家謀取一些福利，但是組織渙散，沒有戰(zhàn)斗力，必須學習蘇俄和歐美國家工人的榜樣，建立真正的工會。

1921年2月，中華海員工業(yè)聯(lián)合總會（香港海員工會）在香港成立，除了香港海員，內(nèi)河的珠江、黃浦江等地行船的中國海員也陸續(xù)加入；除了香港有個總會，廣州、上海等地成立了分會。1922年1月，香港海員工會發(fā)動了大罷工，被鄧中夏稱為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后，“中國第一次罷工高潮的第一怒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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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黃埔去

如魯迅先生所說，要趕走“孫傳芳”們，還得需要“大炮”。

武裝力量的重要性，對熟讀歷史的中國人來說，無異于常識。問題在于，“大炮”要在誰的手里？孫中山先生創(chuàng)辦黃埔軍校，是要仿照蘇聯(lián)式樣建立“革命軍”。以一個現(xiàn)代政黨的主旨去塑造一支新的軍隊，這在中國也是頭一遭。

在這里，“好男不當兵”的陳舊觀念被拋棄，“升官發(fā)財”的人生哲學更是遭到鄙夷，大家來的目的正如孫中山先生說的，革命軍是有革命責任的，革命責任就是救國救民。

區(qū)別于舊式軍校，黃埔軍校的組織制度和教育訓練方法具有新的鮮明特點，比如實行黨代表制度，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堅持軍事和政治訓練并重、學校教育與社會實踐緊密結(jié)合的辦學方針。

在廣州黃埔軍校時期，以中國共產(chǎn)黨黨員為主體的政治教官群體，可以說集中了一批黨內(nèi)當時最優(yōu)秀的政治和社會活動家以及軍隊領(lǐng)導者，包括周恩來、葉劍英、毛澤東、李富春、董必武、陳毅、聶榮臻等。

黃埔軍校也為中國共產(chǎn)黨培養(yǎng)了一大批優(yōu)秀的軍政人才。據(jù)統(tǒng)計，在后來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的工農(nóng)紅軍、八路軍、新四軍和人民解放軍的軍事將領(lǐng)中，擔任正軍職以上職務(wù)的黃埔?guī)熒^40人。

在廣州黃埔軍校時期，絕大多數(shù)共產(chǎn)黨員的身份是秘密的?？箲?zhàn)時期，延安也成立了黃埔同學會分會，理事當中就有徐向前、林彪、陳賡、陶鑄、宋時輪等這些黨史或者軍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十大元帥有五位是出自黃埔軍校師生。

如果把時間定格在1924年前后，當一批批后來在中國叱咤風云的歷史人物匯聚于廣州、匯聚于廣州長洲島，那是這個民族的精英們的一幅多么讓人震撼的圖景。

所謂精英，說的并不是出身，而是一批批熱血青年，無論曾經(jīng)身處何方，但都本著一個共同的理想，凝聚在了一起，為了國家和民族的未來去接受炮與火的洗禮。這是所有中華兒女之間斬不斷的一個精神紐帶，也是廣州的紅色印記的獨特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