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殮師》劇照

時隔13年，日本電影《入殮師》登陸中國大銀幕。

它講述了死亡中最艱難的部分，如何告別，以及怎樣直面死亡。這是它奪得2008年奧斯卡外語片的原因，回頭來看，這種勝利絕不是對東方奇觀的刻奇，而是不分地域、文化的認可。

《入殮師》在全世界都受到歡迎，也證明了一件事，死亡面前，不光東亞社會，全人類都走進了相同的困境，禁忌、恐懼、無措?，F代醫(yī)療更是延長了衰老、垂死和病痛的持續(xù)狀態(tài)，所以，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重新面對死亡，重新探索告別生命的方式。

告 別

十多年過去，我對《入殮師》已經沒有太多的記憶。唯一記得的，是一場告別戲。

片中，一家人對著棺木中的死者大笑，他們親吻他的臉頰，印出了紅紅的唇印，他們感激他，跟他揮手告別。

肅穆中，不乏幽默。

我時常想起我的奶奶，想起我見到她最后一面的場景。

她肺部的癌細胞已擴散到全身，她說不出話來了，口中只有微弱的氣息，但她還是努力坐了起來。她從衣袋里掏出一疊錢，偷偷塞給我。我托著她的手，十多年后仍記得那一瞬間的觸感，像一張塑料皮包著指骨，一點也不熨帖，微微冰涼。我記得她說不出話的樣子，她竭力喘息，流眼淚。

當天晚上，母親的哭聲驚醒了睡夢中的我。

母親說，奶奶撐了這么久，為了等你回來。

我并沒有跟她好好告別。我甚至不知道她得了癌癥，最初她在電話里說是感冒了，有點發(fā)燒。一個農村老婦，對“這點事情”完全沒放在心上。但病情惡化比想象中要快，縣里的醫(yī)院拒絕收治，家人沒有告訴我，怕影響我中考。

考完當天，我趕回家，見到了她最后一面。

奶奶去世我沒有哭，我哭不出來。我想我似乎過于冷血。奶奶是對我最親的人，她看著我長大，我是她眼中最聽話的孩子。她會一直留著臘肉，直到發(fā)霉，只為了等我回家。每次回市里上學，她會塞給我一疊零花錢。因為每次見到我，她總覺得我又瘦了。

后來的事情我忘記了，但我時常陷入一片空白。上課的時候，注意力和思緒被抽空，老師的點名，教室的吵鬧，我經常聽不見。16歲，我開始思考死亡。它是你生命里的空白，每一個至親之人離去，空白就變得更大一點。

很多年里，我回老家只有一件重要事，去墓地看望她，坐在墓碑前，發(fā)呆，想遙遠的事，有時一坐就是半天。

《入殮師》中，男主角小林大悟見到相依為命的母親時，她已經進了棺材。做入殮師，他覺得是接受一種懲罰。他沒有送別自己的母親，作為一種贖罪，他為陌生的死者送別。

《入殮師》的英文名是Departures，講生命最后的旅程，東方式的送別故事。我對文章開頭描述的場景如此印象深刻，是因為那種近乎叛逆的對峙死亡的態(tài)度。沒人可以如此幽默、輕松地告別親人，忌諱死亡的文化里，它帶有一種顛覆性的沖擊力。

十年后重看這部影片，我發(fā)現記憶欺騙了我。

那一家子人并不是笑，他們的笑容里有掩蓋不了的悲痛，一種更復雜、更怪誕的心理。

恐 懼

做記者后，我開始關注醫(yī)療人文和死亡的話題。

如何面對死亡，是個復雜的社會問題，也是文化和哲學上的問題。

我見過一些奇特的現象。在癌患家屬交流群里，家屬們交流怎么治病，也交流如何偽造病歷、隱瞞病情，怎么對患者嚴防死守。有時，直到患者死亡，他們也不知道自己得癌癥的真相。

在醫(yī)療界，對患者保密、避重就輕，是一種常態(tài)。這帶來一個難解的問題，死亡眼看臨近了，怎么面對不知情的患者？

去年，在南昌腫瘤醫(yī)院，一位肺癌患者告訴我，他看過女兒偷偷藏起來的病歷和檢查結果，他知道自己快不行了。對他來說，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化療的痛苦，惡心、嘔吐，吃不下東西，非人般的折磨。他想念老家菜籽油炒菜的香味。

但家人們瞞著他，說他只有一點肺部結節(jié)、小腫瘤，做幾次化療就好了。

他沒有戳破這層紗窗。在子女層面，要是不能盡心竭力地救治父親，留下的將是難以磨滅的悔恨與痛。他在努力給子女盡孝的機會。

一場治療，變成了怪誕的博弈。

更多的癌癥患者和家屬拒絕討論臨終的安排，不想立遺囑，不愿意提死這個字。說死，不吉利。

正如弗洛伊德所言，回避死亡，本質出于恐懼，一種生命本能反應。解決恐懼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忽視它。所以，死亡是中國人最大的忌諱。

很多文化學者分析，這種禁忌性可以追溯至孔子，他說，“未知生、焉知死”，儒家思想并沒有為我們構想死后的世界。死，沒必要考慮。

《入殮師》側面探討了這一命題：死亡是污穢不堪的。妻子得知小林做的工作是給死者整理儀容后，立馬變得恐慌，不允許他觸碰自己，覺得“臟”。

戲外的故事也是一樣，這部直面死亡的電影，融資階段困難重重。制作前后耗時10年，沒有公司愿意投資，原因無它，投資方看來，死亡是一種禁忌，不應該觸碰。好不容易制作完成，發(fā)行公司也謹慎保守，他們認為，誰會去電影院看一個晦氣的故事呢？

死亡禁忌帶來的直接傷害，是我們無法正確地面對死亡，無法正確處理死亡帶來的種種問題，以及最重要的，安放和疏導悲傷。

禁 忌

如何面對死亡，本質上是一種文化構建。

在古代墨西哥，哀悼逝者是一種不敬。古代墨西哥土著認為，死亡只是肉體的暫時離開，只要人們對死者還保留記憶，他仍是社區(qū)的成員。這是墨西哥亡靈節(jié)的起源，期間，死者會從睡眠中醒來，與親人短暫相聚。

這種文化景觀，在迪士尼動畫片《尋夢環(huán)游記》中已有體現。

電影講述的是一個關于記憶與死亡的故事，肉體消亡后，死者的精神不滅，被遺忘，才是真正的死亡。墨西哥文化保留著對死亡的親近感，亡靈節(jié)到來時，他們歌之、舞之，用食物、音樂、游行或者狂歡的方式，慶祝死者的“歸來”。

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墨西哥作家塔維奧·帕斯說，墨西哥人常把死亡掛在嘴邊，他們調侃死亡、與死亡同寢、慶祝死亡。死亡是墨西哥人最鐘愛的玩具之一，是墨西哥人永恒的愛。但墨西哥只是一個例外。

全球很多文化中，死亡是禁忌，是霍格沃茨的伏地魔，一個不能提及的魔頭。所以，我們需要破除的第一個幻覺是，死亡禁忌并非東亞社會獨有，也不僅是中國人的迷信。

帕斯接著說：“對于巴黎人、紐約人、倫敦人，他們不會輕易提到死亡，這個詞會灼傷他們的嘴唇?！?/p>

德國社會學家亨尼·舍夫和安耐莉·凱爾所著的《告別的勇氣》一書就提到，在德國，死亡的議題很不受歡迎，不管社會還是家庭，都視之為禁忌。德國有諺語說，忽視并非解決之道，但一提到死亡，德國人便會刻意忽視。

瑞士社會學家伯納德·克雷塔茲（Bernard Crettaz）注意到，在法國談論死亡也很困難，盡管那里曾以存在主義聞名世界。

在英國、美國等多個國家，這種現象也普遍存在。查普曼大學一項研究說，56%的美國人對親人的死亡感到“非常害怕”，造就了一種現象：談論死亡時，人們變得陰郁。

此外，我們需要打破的另一種幻覺是，死亡禁忌不完全是文化河床的折戟沉沙，它不是一種歷史遺留物，而是晚期現代社會仍在恣意生長的現象。

21世紀以來，關注死亡禁忌正成為一種風潮，正好映襯了死亡禁忌的潛在流行。

2004年，克雷塔茲在瑞士納沙泰爾組織了一場“死亡咖啡館”，他邀請人們喝著咖啡，坦然地談論死亡，目的是打破圍繞死亡話題的 “暴虐的秘密”。他就此寫了一本書，《死亡咖啡館：讓死亡走出沉默》。

克雷塔茲想在臨近的法國推廣死亡咖啡館，但巴黎的餐廳老板們對此持反對意見，他們說，死亡的話題，無論多么歡快，始終對生意不利。

幾年后，英國人喬恩·安德伍德（Jon Underwood）根據這一構想，創(chuàng)辦了死亡咖啡館，他邀請陌生人一起談論死亡，“人們需要打開那個‘柜子’，將死亡這個最后的禁忌放入其中，減少恐懼，更充實地活著”。

有評論家說，“在那里，活著的人將重新建立聯系，同時放下他們心中的重擔。”

如今，死亡咖啡館已經遍布全世界70多個國家，跨越不同宗教和文化背景。

如何死？

很多問題是現代醫(yī)療誕生前無需考慮的。

過去，死亡總是突如其來，幾個星期，甚至幾天。在前現代社會，西方宗教指引人們堅韌地接受死亡，不能害怕、自憐，除了上帝的寬恕， 不該抱有別的希望。

現代社會一切都變了。

波蘭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在《死亡、不朽和其他生存策略》（Mortality, Immortality, and Other Life Strategies）一書中談到，現代性是面向未來的—犧牲當下，服務未來。這種生存策略解構了死亡，轉化成一系列可避免的因素，它催生現代人對健康、衛(wèi)生、安全或者生活方式前所未有的關注。齊格蒙特和馬克斯·韋伯有相似的觀點，現代化走向了責任的個人化，我們有責任持續(xù)地創(chuàng)造和改善個人生活。

社會的現代化，賦予我們一種錯覺，仿佛我們有能力、有工具重塑生活的軌跡。這種面向未來的生活構建，與死亡拉開了最大程度的張力。相比以往，晚期現代社會更加拒絕死亡。

現代醫(yī)學帶來的好處是，我們可以傾盡所有力量克服一個個臨床問題，搶救患者，避免死亡，或者幫助他們推遲死亡的期限。這是時代的進步，人類的壽命前所未有地延長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衰老、垂死，病痛掙扎的持續(xù)性，比任何歷史時期都漫長。

對于臨終之人和他的家庭而言，應對死亡變成一場看不到盡頭的抗爭，這令人望而卻步，避之不及。

在《最好的告別》一書，哈佛醫(yī)學院的阿圖·葛文德教授談到一個60多歲的患者，腸梗阻導致她結腸破裂、心臟病發(fā)作、感染性休克和腎衰竭，引發(fā)了劇烈胸痛和腹痛。葛文德和同事們給她上了透析機、呼吸機和靜脈內喂養(yǎng)，雙腎已摘除，但接下來的問題還有一大堆，商討是否截肢和氣管造口時，家屬問他：

“她會死嗎？”

此時的葛文德，不敢確定“死”這個詞的具體含義。

病人已經喪失意識，身體的主要器官已被毀壞，只能靠醫(yī)療技術維持一種非生非死的狀態(tài)。焦慮的家屬還認為她活著，且在祈禱死神不要到來。

他突然意識到，數百年來，關于死亡的經驗、傳統和語言，過時了，現代醫(yī)學暴露了一個新的困難：人類好像更難面對死亡。

在這本書中，葛文德討論了死亡的現代經驗，他警告我們，現代醫(yī)學對“生”做好了足夠的準備，卻沒有準備好如何去死。

不光是醫(yī)學界，整個社會文化何嘗不是如此。?